学术观点 王斌华:口译的交际协调论 ——— 兼论 “ 口译只是认知处理技能吗 ?”
作者:澳门百家乐  来源:澳门百家乐赌场   时间:2019-11-04 15:33  点击:

  原标题:学术观点 王斌华:口译的交际协调论 ——— 兼论 “ 口译只是认知处理技能吗 ?”

  摘 要:目前主流的口译教学理念主要围绕口译的认知处理技能来展开教学。那么,口译技能只是认知处理技能吗?本文提出,口译是一种以译员为跨语言中介的人际交际互动行为和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目的是达成跨语言的交际沟通,因此,跨语言交际协调技能是口译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部份。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范围内视口译为交际协调活动的相关研究包括法庭口译研究、医疗口译研究和手语传译研究等的基础上,建构口译的交际协调论,为口译的交际协调技能教学提供理念基础。

  作者简介:王斌华,英国利兹大学语言文化社会学院口译及翻译研究讲席教授(Chair/Professor of Interpreting and translation studies)、博士生导师、多语种会议口译翻译硕士专业主任、英国“皇家特许语言学会”(CIoL)会士(Fellow),主要研究领域为口译及翻译研究。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汉英翻译能力等级量表 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 项目编号: 16BYY010) 的阶段性 研究成果。

  综观国内外相关院校的口译教学,可以大致总结出以下两种口译教学的模式:1)“口译专题教学模式”。其特点是围绕口译专题展开教学,如:政治、外交、商务、文化等。这是国内口译教学长期以来采用的一种主要教学模式。2)“口译过程-技能分解教学模式”(王斌华,2008)。其特点为把口译过程及技能进行分解,在不同的教学阶段分而练之,主要包括以下模块的教学:口译听辨理解技能、口译记忆技能、口译笔记技能、目标语重构技能、口译表达技能、口译过程精力分配技能等。这也是目前国际范围内各院校口译教学的主流模式。

  从国内出版的口译教材来看,可以看出中国口译教学理念的发展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早期的口译教材多以口译专题为主线,辅之以口译知识和技巧的介绍;近10年来的口译教程多以口译技巧为主线,辅之以口译专题的练习。

  可见,目前主流的口译教学理念主要围绕口译的认知处理技能来展开教学。那么,口译技能只是认知处理技能吗?在以培养口译人才为目标的专业口译教学中,口译教学是否只意味着教授认知处理技能?

  如果要全面准确地定义“口译”,可以把“口译”界定为一种译员作为中介进行的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和活动,在这种行为和活动中,译员听取讲话人的源语话语,并即时用目标语以口语或手语的方式向听众传达讲话人的意思,通过译员的传译,异语双方之间得以进行交际沟通(王斌华,2013:4)。由于口译过程以即时性双语转换和源语/目标语一次性发布为特点,口译的认知操作处理技能(如听辨理解、短期记忆、口译笔记等)理应成为口译教学的核心内容,但是,口译也是一种以译员为中介进行的人际交际互动行为和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目的是达成跨语言的交际沟通。因此,口译教学不可忽视跨语言交际协调技能。

  由于口译教学的文献对此探讨甚少,本文将在系统梳理国际范围内交际协调视角的口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口译的交际协调论,为口译的交际协调技能教学提供理念基础。

  从口译研究的相关文献来看,口译的交际协调论以社区口译(或称对话口译、公共服务口译、联络口译)为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医疗问诊口译、警察询问口译、法庭口译以及面向少数族裔、土著居民、移民或难民的政府公共服务口译和面向听障人士的手语传译等。以口译的交际协调行为和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区口译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代表性著作有:瑞典学者CeciliaWadensjö(1998)的《口译即互动》、美国学者CynthiaRoy(2000)的《口译即话语过程》和Claudio Angelelli(2004)的《重识口译员的角色:一项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会议、法庭和医疗口译员的研究》等。在会议口译研究重点关注口译的认知操作处理过程时,社区口译吸引了研究者对交际行为和活动的关注,开辟了与会议口译研究不同的关注重心;从研究路径来看,会议口译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借鉴了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实验心理学的跨学科路径;而社区口译研究则主要借鉴了社会语言学、社会学和话语分析的相关概念和方法。

  口译交际协调论视角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法庭口译研究、医疗口译研究、手语传译研究等。下面几节将综述这几个领域口译交际协调论视角的代表性研究。

  法庭口译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口译场合,是保障诉讼各方在法律面前平等权利的重要手段,因此关系重大。美国1978年就颁布了《法庭口译员法案》(Court Interpreter Act),不少国家都制订了法庭口译的职业行为准则,如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法庭口译职业行为规范就规定,“口译应在内容和意义上尽可能接近字面”。那么,照字面传译是否是法庭口译实际的操作方式呢?

  Susan Berk-Seligson(1990)所著《双语法庭:司法过程中的法庭口译员》法庭口译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该书以美国联邦、州和市各级法庭庭审的英语/西班牙语口译语料分析为基础,辅之以模拟法庭法官对口译证词反应的实验分析。其对法庭口译真实语料的分析显示,在美国法庭上,讲英语法官往往有意识地使用复杂的被动式结构,以避免在案件质询中作先入为主的认定,但在西班牙语中,标准的被动结构很少使用,现场西语口译中使用的替代结构均非英语被动结构的字面翻译。Morris(1995)也发现,如果法庭要求译员只能对话语作字面传译,也就是说,译员不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传译出讲者的话语意义和意图时,译员会陷入“道义困境”,因为这样译员往往无法传译或作充分的传译。Hale(1997)更是明确指出,法庭要求译员进行的字面传译有可能产生严重误导的结果。但是,如果译员传译出语用意义,又有可能影响庭审的结果,因为在法庭上预设意义、隐含意义和推理意义均是检方和控方争论的重点所在。Berk-Seligson(1990:22-25)模拟法庭法官对口译证词反应的实验分析显示,不同的口译甚至有可能导致被告被判定有罪或无罪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Hale(1997)指出,法庭上译员传译的证人和被告的言语行为及其证词的语言特征(包括发音、用词和语法等)均会形成法官对当事人的印象,尤其是关于其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的判断。她对澳大利亚地方法庭四个案件共11小时的英语/西班牙语证词口译的分析显示,四个案件中的四位译员在译入英语时倾向于提高语域的正式程度,而译入西语时倾向于降低正式程度。也就是说,译员根据其对目标语听者期望或局限性的洞察,为英语律师传译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阶层证人的话语时多使用更为正式、教育程度高、相当于中产阶层的英语;而为西语证人传译正式的律师话语时多使用口语化、简化的西语,以便让证人更好地理解。Hale(2004)所著《法庭口译的话语》一书延续了上文对法庭口译真实语料分析的路子,分析了澳大利亚地方法庭的17场庭审录音。她发现,语料中有不少口译出现偏差的情况,话语标记的偏差尤为典型:在法庭盘问环节,律师提问时经常以“那么”、“你看”等开头,此类话语标记表示此类提问含有不认同、争辩、挑战和对抗的意味,但此类话语标记往往在口译中被省略。为了探究其中缘由,她对法庭口译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虽然仅得到10余位译员的答复,但其中显示了法庭口译中存在的问题的复杂性,与译员的个人口译教育背景、法庭的要求和法庭口译的职业化程度均有关系。即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法庭口译相对发达的国家,亦有大部分法庭口译员未受过专业训练或训练程度很低(Hale,2004:13)。关于两种语言之间字面传译难以做到或者句法和语义对等缺乏的问题,她的主张是,要追求话语层面的语用对等,即保持相同或相似的言外之意(illocutionary force)(Hale,2004:240)。

  赵军峰、张锦(2011)探讨了法庭口译员的机构守门人角色。作为一种典型的机构话语,法庭话语的目的性和权力性决定了法庭口译员角色的特殊性。法庭口译员不是单纯的“传声筒”,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庭审交际活动参与者和“协调者”。作为机构守门人,法庭口译员同时承担着双重角色:服务提供者和控制传递者。控制主要体现为形势(交际场景)控制和语言控制,语言控制的手段包括:选择精确的措辞、保留副语言元素和保持语域一致。

  通过上述代表性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在法庭口译中,口译话语的传译方式关系重大;法庭对译员的期望角色和译员的真实角色之间存在冲突;法庭口译的质量保障和译员培训等职业问题是值得法律机构、口译业界和口译教学界重视的问题。

  医疗口译是服务于医生和患者异语双方口头交际的口译活动,医疗口译具有以下特点:1)医疗口译是医生、患者、译员三方面对面的对话交际,译员能够直接影响交际进程和交际效果;2)医患交际双方的专业背景知识相差悬殊,译员需要具备医疗背景知识;3)医患交际互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译员不仅要考虑机构的程序知识和话语特点,还要面临可能的医患矛盾、疾病传染所带来的风险,因此身心承受的压力更大(参见:苏伟,2010)。医疗场合的社区口译具有重要意义,医生与病人如为异语双方,如无医疗口译的作为中介沟通语言障碍,或者传译不到位,则医患双方无法有效交际,诊疗过程和结果均会受到很大影响。

  医疗服务业界偶有相关研究,但多关注口译在医患双语交际活动中克服语言障碍的作用,关注点多为口译的准确度和完整度。口译界的研究则不只是关注语言层面,更多地视口译为医患之间双语交际的中介桥梁,主要关注口译和译员在医患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Wadensjö(1998)的著作《口译即互动》最具代表性。她借用“参与框架”(participation framework)概念,对医疗、法务和社会服务场合中口译的对话(interpreted encounters)录音进行了人种志方法的描述分析,旨在揭示面对面对话口译的动态机制。她视对话为译员参与的社会活动,视译员为参与行动者(engaged actor),也就是说,口译的对话是由对话异语双方和译员参与的“三方互动活动”(three-party interaction)。其分析显示,译员产出了两种话语:一种为“传译话语”(renditions),即传译对话双方的话语信息;另一种为“非传译话语”(non-renditions),即用作维持或协调对话的话语,多数并非来自对话双方。如此看来,口译包含了两种相互依存的活动:传译和协调(coordination)(Wadensjö,1998:18)。

  这一观点对于口译的认识论而言是一个突破,体现了“口译即语篇”向“口译即活动”的过渡;其次,在译员的角色认知上,也体现了从前人研究关注“规定性角色”(normative roles)向关注“实际角色”(actual/typical roles)的过渡;另外,前人研究多单纯关注译员或口译所传译的信息,而Wadensjö的这一视角则关注了对话口译活动中主要参与方和译员之间的互动性。

  在Wadensjö(1998)的研究中,她还观察到对话口译员的“立场偏移”(shift in footing)现象。所谓“立场”,指的是译员“在话语中与讲者或听者保持的一致”(alignment)(Wadensjö,1998:87)。在她的分析中,译员的立场有三种表现:a)作为回应者(responder),如,在法庭口译中,译员对直接向其发话的证人说:“请你对法官说,不要对我说”;b)作为重述者(recapitulator),如,把法官的要求“请让他拼出他的名字”传译为:“请拼出你的名字”;c)作为报告者(reporter),如,在法官发出指令“请拼出你的名字”后,译员说:“请拼出你的名字”。另外,Wadensjö(1998)还发现医疗、法务和社会服务场合对话口译中译员的人称代词使用存在立场偏移现象,即,译员在不同情况下在使用第三人称(他/她)、使用集体概念的第一人称(我们)、使用第二人称(你)、或不使用人称之间变换。上述这些译员的立场偏移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译员在交际、话语和权力协调中的显身性。

  Angelelli(2004a;2004b)以不同类型的实证数据分析为基础,描述了译员的显身性。Angelelli(2004a)调查了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会议口译员、法庭口译员和医疗口译员对译员角色的看法,主要关注译员在多大程度上视自己为译员协调的互动活动(interpreter-mediated interaction)的显身参与者。她开发了调查工具“译员人际角色清单”(Interpreter’s Interpersonal RoleInventory,IPRI),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关于译员背景的13个问题,第二部分为测量译员显身性的38个分项,包括五个方面:1)与交际互动两方中的某一方维持同一立场;2)在交际互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或促进相互尊重;3)不仅传达信息,而且传达情感;4)解释文化差异;5)建立会谈的交际规则。该调查发现,在上述三种场合的口译员中,医疗口译员最为显身,法庭口译员次之,会议口译员最不显身。虽然该研究的结论并不新奇,但其使用的调查工具“译员人际角色清单”归纳了译员显身性的典型表现,并细化为32个分项从而实现了在调查方法中的可操作性。相较于前人对译员显身性比较笼统的分析,这是一个进步。

  Angelelli(2004b)则以加利福尼亚州一家大医院的医疗口译为个案,分析该场合中译员协调的交际话语,辅之以对采访数据、调查数据和现场实物的分析。她提出了“显身译员”(visible interpreter)的更多指标,除了上文所述的五个方面以外,还包括:为对话双方创造轻松气氛;在对话中创造(权力)平衡(或不平衡);为对话互动双方的某一方代言或成为其同盟;对要求或给予的信息进行管理。这些指标在数据中的表现包括:介绍某一方进入对话;设立交际规则(如话轮转换规则);控制信息流;解释术语或概念;调节信息的语域等级;过滤信息;代某一方发言;等(Angelelli,2004b:11)。她还区分了高显身度和低显身度,例如:译员打断病人过长的陈述,要求其简短回答医生问题或回答是否,即为高显身度。对口译主管和译员的采访均显示了译员的主体性,译员认为上述这些策略表现对于实现该场合的交际目标很有必要。

  在国际口译研究期刊Interpreting专刊《医疗口译:话语与互动》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Leanza(2005)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口译员角色的总结(如图1)。

  在该文中,Leanza在综合自己几项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场观察、访谈和话语转写分析的三角论证法,整合了医疗口译员、医生对译员角色的看法和研究者从话语转写分析中得到的发现,把社会口译员的角色总结为以下四种类型:1)机构代理人角色(system agent),即双语兼通医疗职业知识或单语通晓医疗职业知识的译员把机构的主导话语、规范和价值观传递给病人。译员承担此角色时,文化差异往往被忽略或向主导文化同化。2)社区代理人角色(community agent),与上一角色相反,译员作为文化信使、文化中介或文化代言人,传递社区中非主流的规范和价值观。译员此角色是对文化差异的认可。3)融合代理人角色(integration agent),在承担此角色时,译员利用各种资源帮助移民(以及主流社群)理解并协商意义,找到一种中介的行为方式。典型体现为在诊疗开始时的欢迎/介绍环节和诊疗结束后的支持/跟进环节。4)语言代理人角色(linguistic agent),即译员试图维持尽可能不偏不倚的立场,译员或积极或消极地完成语言转译工作,而不对医患双方的互动进行任何干预。

  Leanza还在该文中对其收集的瑞士儿科诊疗话语语料进行了译员角色编码统计,发现约90%的情况下译员担任了积极或消极翻译者的角色,8%的情况下译员担任了双语或单语通晓医疗职业知识的机构代理人角色,2%的情况下担任了文化信使和中介的角色。

  在同一专刊中,Merlini&Favaron(2005)通过分析三场职业译员的言语治疗口译的话语特征,包括译员介入对话轮转换和话题发展的控制、译员的立场变化、口译中的寒暄语、强调语和解释语添加等,发现医疗口译员在复杂的交际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绝非简单地视为医患双方的“回声”所能概括,“口译的声音”(voice of interpreting)是“医疗者声音”(voice of medicine)和患者“生活世界的声音”(voice of the lifeworld)的中介,这说明在社区口译中译员对交际互动的参与介入是非常明显的。

  苏伟(2010)以中国某医院儿科诊疗的一段中/英对话口译录音为个案,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医疗口译员的角色。该分析发现:在交际内容方面,译员或对医生的专业内容进行解释和补充以便患者理解,或改变人称和使用间接引语以区分话语责任,或对话语内容进行编辑和过滤促进诊断职能,或改变话语的语气以调和权力差异;在交际形式方面,译员有时会成为医生的话语对象和接收方,有时会充当患者的代言人。这表明了医疗口译员不仅仅是充当“传声筒”的语言翻译者,而且扮演了共同医生、患者代言人和医患关系协调者等多重角色。

  手语传译研究真正进入口译研究的视域是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虽然有一些文献,但尚未纳入口译研究领域。在本世纪初之前,手语传译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美国,美国1964年成立了“美国手语译员注册中心”(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RID),后来也成为促进相关研究出版的主要机构。进入本世纪后,手语传译研究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文献数量迅速增加,涉及教育口译、心理咨询/治疗口译、宗教口译、媒体口译等各种手语传译的场合,讨论译员的健康状况、工作环境、资格鉴定、证书颁发和职业道德等职业问题,分析手语译员的角色,通过实证研究探讨译员能力、质量评估、质量保证、错误分析、用户期望等传译质量问题和语言组合、语言结构、话语分析等语言问题,借鉴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的方法探索手语传译过程中的记忆机制等认知问题,以及探索手语传译的研究方法尤其是跨学科的方法借鉴等(王继红,2009)。

  虽然译员角色的“中立性”(neutrality)问题在口语传译中已有不少讨论,但在手语传译研究中,1999年Melanie Metzger所著《手语传译:解构中立的神话》是第一项关于手语传译译员角色的系统研究。该研究(Metzger,1999)以一场医生与聋哑病人诊疗会话的手语传译录像为数据,辅之以手语传译课堂的模拟活动数据,从语言层面和参与关系方面分析了手语译员的中立性。她借用Wadensjö的“传译话语”和“非传译话语”的概念,分析了手语译员的参与框架,她发现,译员对聋哑病人使用了很多手语形式“非传译话语”,而且译员并未用口语对医生解释这些“非传译话语”。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译员“非传译话语”的使用促进了交际事件的成功,但这种现象可视为手语译员非中立性的体现,那么这种行为是应该得到提倡还是应该受到限制呢?这是作者最后留下的问题。

  2000年Cynthia Roy所著的《口译即话语过程》则考察了教育场合聋哑学生和教授之间互动活动的手语传译。该研究(Roy,2000)重点关注了对话中的话轮转换,她发现手语译员对交际双方的话语重叠(overlapping talk)、停顿、滞后和话轮转换等均进行了管理,她还发现,译员把下一个话轮给交际中哪一方的决定是根据其社会语言能力中关于师生交谈的恰当行为的判断所作出的。由此可见,译员并非只是中立的、不作任何交际参与的语言信息传递“机器”(machine)或“管道”(conduit),而是话语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译员对对话双方的会话起着核心的协调作用。

  在上文相关代表性研究成果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口译交际协调论有其特有的研究范式。本节提出这一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

  作为口译交际协调论的主要研究对象,社区口译活动包含几个典型要素:社会内部、面对面互动交际、对话、双向传译。因此,社区口译中译员的中介协调作用尤为明显。在社区口译的异语双方面对面互动交际中,译员不仅要协调双方之间交际互动和话语互动,还要处理双方之间的文化差异、权力差异乃至于情感冲突。与笔译研究多以译员产出的文本为关注重点和会议口译研究多以口译的认知操作处理过程为关注重心不同,从已有研究来看,社区口译研究主要关注活动口译活动中的交际互动和话语互动以及译员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以Wadensjö(1998)和Roy(2000)为代表,社区口译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末催生了口译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即“对话式话语互动研究范式”(dialogic discourse-based interaction, DI)((Pöchhacker,2004:79)。该研究范式借鉴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相关概念,以交际活动、话语互动和话语协调为认识口译活动的模因,运用话语分析的各种方法,成为口译交际协调论视角下诸多实证研究的主流研究范式。

  已有研究发现,社区口译员在口译活动中在多方面发挥中介协调作用,包括:交际互动协调作用、话语互动协调作用、权力协调作用和文化协调作用。

  译员在口译中发挥着交际互动协调的作用。在早期的口译研究中,Anderson(1976/2002)就曾提出口译的“三方互动模型”,形象地展示了口译活动中译员在异语双方交流中的中介作用。从笔者在英国公共服务口译现场的观察来看,口译的交际格局通常采取“三角口译”(three-cornered interpreting)的模式,即公共服务机构职员、服务对象和译员的座位安排呈三角形排列,这已成为警察询问场合的标准座位设置,甚至询问室使用的桌子都是三角形的。或许由于此缘故,社区口译有时也被称为“三角口译”,这种交际活动也事实上成为“三方互动交流”(triadic three-way exchanges)。在这样的口译活动中,译员的角色尤为凸显,译员不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站”,而是和口译活动的主要交际方一样,被视为交际过程的“共同参与者”(co-participant)。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是,译员在使用口译的交际活动中“参与或疏离”(involvement vs. detachment)的程度。

  译员在口译中起着话语互动协调的作用。Wadensjö(1998)以社区口译为对象和Roy(2000)以手语传译为对象的研究均发现,译员发挥的不仅是异语双方之间的“传声筒”作用,而且在其中起着话语互动协调的作用。译员的话语协调作用多体现为对“话轮”(turn-taking)的控制(Roy,2000;任文、蒋莉华,2006)、进行“信息把关”(gate-keeping)(任文,2010:149)和“话语过滤”(discourse interpreting filters)(Jiang et al,2014)等。

  译员在口译中起着权力差异协调的作用。Anderson(1976/2002)曾指出,译员作为异语双方交际中间唯一的双语者,享有内在的权力优势,能够控制各种权力资源。在社会口译活动中,异语互动双方多为多数族裔和少数族裔,或为公共机构代表和民众个人(包括医疗口译场合的患者,政府公共服务口译场合的移民、难民和申请公共福利者,以及法庭口译场合的警察询问对象和法庭上的原告和被告等),双方之间权力不对等(powerasymmetry)是一种常态。在这种活动中,译员或为公共机构的“代言”(advocacy),或为少数族裔或民众个人“赋权”(empowerment)。根据任文(2010:219)的总结,联络口译中译员的赋权行为表现为:提示当事人决定是否行使权力、鼓励当事人行使权力、引导当事人行使权力和直接赋予当事人权力。

  译员在口译中起着跨文化协调的作用。Barsky(1996)关于难民聆讯口译的研究显示,译员在口译中充当了“跨文化的代理人”(interculturalagent)的角色。在为难民申请者陈述进行口译的过程中,译员会视情况把申请者的话语和信息构建成西方文化中合适的难民形象。

  综合前人研究,我们可以把口译交际协调论的分析视角总结如下(图2):1)研究口译和译员在会话双方交际互动中的协调作用;2)研究口译和译员在会话双方话语互动中的协调作用;3)研究口译和译员在会话双方权力和文化互动中的协调作用。如图所示,在以译员为中介的对话交际活动中,译员通过其言语、副言语和非言语手段(包括传译和非传译行为)对会话双方的交际互动过程进行协调,对双方的话语互动进行协调,另外,对于会话双方存在权利和文化差异的情况,译员也可能进行权力和文化的协调。

  在已有研究中,上述三种研究视角分别体现为以下三组关键词:1)口译活动的参与框架(participation framework),包括译员的立场(footing/positioning)、转述方式(direct vs. indirect speech)、称呼形式(forms of address)、显身性(visibility)等;2)口译中的话语管理(discourse management),包括话语调节(coordination)、话轮转换(turn-taking)控制、词汇选择等;3)口译活动中的权力(power)、面子(face)和跨文化协调等。这些关键词也代表了口译交际协调论的主要研究点以及口译交际协调技能教学的内容要点。

  从口译交际协调论的视角来看,口译在诸多场合如法庭口译、医疗口译和手语传译等对于保障服务对象的社会平权意义重大。口译的交际协调论以译员在对话双方之间的话语互动和中介协调作用为关注重点。这一理论的建构有助于口译研究从过去以口译的认知操作处理过程为关注重心向口译的交际互动层面的拓展,也有助于口译教学理念由过去重点关注认知操作处理技能向兼顾认知技能和交际技能的口译人才培养观拓展。

  参考文献略,特别说明,欢迎查阅《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纸质原文或者知网下载。

  王斌华.口译的交际协调论——兼论“口译只是认知处理技能吗?”[J].外语教学,2019(01):78-83.

  公众号外联: 我们优先推广免费的学术会议、讲座、研修等项目。收费项目与商务合作需支持劳务费,请联系 商谈。

澳门百家乐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88号烽火科技大厦B座10层/澳门百家乐,澳门百家乐赌场 /苏ICP备14048254号-1/网站地图
Copyright 2017-2027 澳门百家乐学府翻译 All right reserved

技术支持:澳门百家乐赌场

在线
客服

在线客服

选择以下客服人员马上在线沟通:

客服
热线

4000138361
7*24小时客服服务热线

TOP